戴胄带来的新商业模式，如同给嗷嗷待哺的活字署这头吞金兽嘴里，塞进了一个聚宝盆。

效果立竿见影。

《关中农桑要术》的“赞助”消息一放出去，第二天东宫门口的马车就堵成了一条长龙。关中地区有头有脸的地主、豪族，挥舞着一沓沓的交钞，为了抢那个“独家赞助”的名头，差点在东宫门口上演全武行。最后还是戴胄出面，搞了个“联合赞助”，前十名捐钱最多的，名字都能印在扉页上，只不过字体大小按捐钱数额依次递减。饶是如此，收上来的钱也足够把这本书印上十万册还有富余。

丝路的胡商们听闻可以“预购”附带精准地图的《大唐西域行记》，更是疯狂。他们不缺钱，缺的是信息，是安全。一张能标明水源和驿站的地图，在茫茫戈壁上，那就是命！预购款雪片般飞来，其数额之巨，让户部的官员们数钱数到手抽筋。

而那些由-字署承接的“私人订制”业务，更是成了长安权贵圈子里最新的炫富方式。以前是比谁家的园林修得好，谁家的歌姬舞姿妙，现在是比谁家能先请活字署印出一部装帧精美的烫金家谱。某某寺庙印了一批《金刚经》送给香客，香火钱立刻翻了几番；某某国公给自己新写的诗集印了一千册，遍赠亲友，风雅之名传遍长安。

短短两个月，活字署不仅扭亏为盈，账上的利润甚至超过了朝廷一季度的盐铁税收。

戴胄现在看李承乾的眼神，已经不能用崇拜来形容了，那是一种近乎于狂信徒仰望神祇的眼神。他每天雷打不动地来东宫请安，汇报的不是花了多少钱，而是赚了多少钱，每一句话都以“殿下神机妙算”开头，以“臣对殿下的敬仰有如滔滔江水”结尾，搞得李承乾烦不胜烦，最后下令，没有他的传召，户部官员不得靠近东宫五百步之内。

总算，能清净了。

李承乾心满意足地躺在鱼塘边的摇椅上，感受着微风拂面，耳边是戴胄被挡在宫门外气急败坏的叫嚷声，他觉得这声音比任何丝竹之乐都要悦耳。

他以为自己已经把所有的麻烦都变成了自动运转的永动机，从此高枕无忧。

但他忘了，他亲手打开的，不只是一个印书的作坊，还有一个名为“舆论”的潘多拉魔盒。

“新书评议会”的出现，彻底点燃了整个大唐读书人的热情。

以往，学术是象牙塔里的东西，是一个小圈子的专利。普通读书人，一辈子可能都见不到孔颖达、颜师古这样的大学究，更别提和他们辩论了。

但现在，一切都不同了。

长安城里，从国子监门口到东西两市的公告栏，都贴满了活字印刷出来的，最新一期的“评议文章”。上面不仅有大学究们引经据典的鸿篇巨制，也有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学子石破天惊的新锐观点。

一个在国子监读了十年书，连助教都没混上的老博士，因为一篇《三传异同考》，被孔颖达亲自邀请到弘文馆参与编书。

一个西市卖字画的穷酸秀才，写了一篇文采斐然的游记，被无数人追捧，书坊主动找上门，稿费千金。

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，只看才华，不问出身的舞台。

于是，所有人都疯了。

起初，大家辩论的还是一些风花雪月和学术考据。比如“鹅鹅鹅”那首诗的作者到底是不是骆宾王；比如《兰亭集序》的某个字，到底是“快然”还是“怏然”。

但渐渐的，事情开始不对劲了。

导火索是一本名为《前隋兴亡录》的新书。作者是个名不见经传的落魄文人，他在书中旁征博引，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：隋炀帝杨广，并非如史书所载那般是个纯粹的暴君，其开凿大运河、西巡张掖、三征高句丽，虽“弊在当代”，却“利在千秋”，其许多举措，本朝其实都在延续。其国之所以亡，非亡于其志向之大，而亡于其手段之急，用民过甚。

这篇文章一出，犹如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块巨石。

立刻，一群以维护“正统”为己任的老派学者拍案而起。他们发表文章，痛斥该书作者是为暴君翻案，混淆是非，其心可诛。他们将杨广的残暴、奢靡、好大喜功一一列举，论证其亡国乃是天理昭彰，罪有应得。

然而，另一批年轻的，思想更为开放的学者却站出来力挺《前隋兴亡录》。他们认为，历史人物应当功过分开看，不能一味脸谱化。杨广虽有大过，但其眼光和魄力亦有可取之处。评价历史，应当客观冷静，而非简单的道德审判。